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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放了？”黄丽莎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“所长，这……这不符合程序吧？他……”

    “程序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！”杜启明打断她，语气加重，“刚才杨检察长亲自给我打电话了，态度很诚恳，表示一定严肃教育儿子，该赔偿赔偿，该道歉道歉。都是一条战线上的同志，以后工作要长期配合，没必要因为这点小治安纠纷就把关系闹僵，让人家下不来台。你把人放了，让杨检察长把他领走，他们自己去跟韩浩协商解决赔偿问题。听见没有？这是所里的决定！”

    杜启明的话又快又急，根本不给黄丽莎辩解的机会。

    说完，似乎觉得已经交代清楚，便直接挂断了电话。

    “嘟……嘟……嘟……”

    忙音从听筒里传来，在安静的走廊里显得格外刺耳。

    黄丽莎缓缓放下手机，手臂有些僵硬。

    她背靠着冰凉的墙壁，望着审讯室紧闭的门，里面隐约还能听到茂生正在对杨子龙说着什么，语气已经不像刚才那么严厉。

    她感到一阵无力感从心底涌起，混合着愤怒、失望，还有一种对身上这身警服意义的迷茫。证据确凿的案子，因为嫌疑人家属的一个电话，因为“一条战线”、“同志关系”、“以后工作”，就要这样轻描淡写地抹过去？

    法律面前，真的能人人平等吗？

    或者，在某些人脉和权力交织的网面前，法律的刚性，是否总要先为“人情世故”和“现实考量”让路？

    黄丽莎站在派出所空寂的走廊里，冰凉的墙壁抵着她的后背，却压不住心头那股憋闷与无力。她握着手机，屏幕上是韩浩的名字。

    犹豫只是一瞬，职业的操守和对公正那点固执的坚持，让她按下了拨通键。

    电话响了几声后被接起，韩浩的声音传来，背景很安静，“黄警官？”

    “韩浩，”黄丽莎的声音比平时低沉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疲惫，“你来一趟所里。我们把杨子龙抓回来了。” 她顿了顿，手指无意识地攥紧了手机，接下来的话让她感到有些难堪，“但是……因为一些情况，可能……可能一会儿就得放他走。在他被放走之前，你最好过来一趟。他父亲也会到场，关于台球厅的赔偿问题，你们或许可以当面谈一谈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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